03 讓敏感的不再敏感(1 / 1)

幸福了嗎? 白岩鬆 5354 字 3個月前

三十餘年改革,讓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快速前行,雖然很多數據用除法,人均與世界很多國家相比依然落後,但經濟總量一路攀升。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麵對這樣一個態勢,除去高興和冷靜,我們還應當準備什麼?恐怕得迎接越來越多的表揚與批評的聲音,而且會是很多誇張的表揚與誇張的批評,甚至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表揚與批評。我在節目中,多次引用過這樣一段話——經過多年的努力與拚爭,1949年10月1日,中國終於結束了挨打的時代;經過三十餘年的改革,中國人結束了挨餓的時代;麵對未來,或許,我們會迎來一個持續時間不會很短的挨罵時代。這種判斷從何而來?是我們自身存在很多問題嗎?不可否認,我們當然會有很多問題,環境、人權、民主……很多問題我們自己早已意識到,並在陸續改變之中,即使彆人不說,我們也會努力,甚至有時與彆人說不說沒太大關係,因為這些事情的進步與改進,與我們自己的幸福有關。因此來自外界的很多指責之聲,表麵上與這些事情有關,其實又無關。原因或許很複雜,但歸根結底,來自於:你強大了,你與彆人有了越來越緊密的關係,讓人無法回避而又必須麵對你,這個時候,你的優點與缺點都在彆人眼裡放大,彆人內心的疑惑或擔心甚至是戰略目的,都會以日常誇張的表揚與批評顯現出來。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同時存在,就是一個有趣的印證。很多中國人和外國人聊天時會說:“東方睡獅醒了,但肯定不咬人,俺們和平發展!”以此打消對方的某些疑惑。可往往發現,對方的疑惑還在,他會說:“你是說獅子不咬人,可問題是,我知道,獅子天然有咬人的能力啊!”顯然,他還堅持著某種“中國威脅論”,想一想也可以理解。畢竟在世界曆史上,新興崛起的國家,沒咬人一口的不多。然而一轉身,你又很容易聽到另一個外國人在某個對話或論壇中,正在強調:以中國的體製、人口、貧富差距及眾多社會問題,中國必崩潰!你又得告訴他,因為一二三四,所以不會;可他,還會傲慢地搖搖頭,堅持說“會”。當然,按這些人一次又一次的“中國崩潰論”來看,中國早已崩潰好幾回了。於是,我們就這樣,一會兒被“表揚”得讓你搖頭,一會兒被“批評”得讓你搖頭,一會兒冷,一會兒熱,中國,正複雜地呈現在世界麵前。想想也正常。大家習慣的還是一個問題叢生、弱不禁風或閉關鎖國內亂不斷的中國,而一個強大起來,擁有泥沙俱下的活力,年輕人一般的中國,出現在世界麵前,也就是近幾十年甚至是十幾年的事情。於是,中國在世界的麵前,被妖魔化與被誇大美化都顯得正常。一種很複雜的感情與感受,也就在注視中國的目光背後,注定長久停留。我們可能還得適應,有些人不喜歡中國,更多的人開始喜歡中國人民,但絕對所有的人都喜歡中國人民幣。情感是一回事,利益是另一回事,這一點,國外的朋友玩兒得比我們好。經濟利益麵前,誇你甚至誇張地高估你都正常;政治利益或偏見麵前,罵你甚至沒道理地罵你也正常。我們都要心平氣和地去麵對這注定來到的複雜局麵,彆被誇得找不到北,也彆被批評得亂了方寸。如何麵對世界,其實正是當下中國的一個全新課題。甚至從某種層麵說,如何調節好自己的心態去麵對世界,正是中國走向大國的一個考驗。或者說,它就是大國之所以成為大國的一部分。十年來,我經曆了下麵一些事情,它或許與此有關,或許無關,卻都是我們共同成長當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悉尼奧運的賽場之外,很多“法輪功”在鬨事,該怎麼辦?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我全程參與直播,開幕前幾日,就已到達悉尼,並開始拍攝很多專題,沒想到,“法輪功”的黃顏色,成了工作中一個不大不小的煩惱。那個時候,距離國內整頓“法輪功”沒兩年,人家在外頭折騰的熱乎勁兒還在。奧運會全球矚目,再加上澳大利亞尤其是悉尼,華人眾多,“法輪功”分子更似乎找到了舞台,於是表演開始了!在很多街道上,穿著黃顏色服裝的“法輪功”人士聚集在一起,打著各種橫幅與標語,為中國的形象“添堵”。當時我們電視拍攝對此是相當敏感的,不僅電視直播中,會用延時來解決類似問題,拍攝時,更要注意,一旦不小心背景中出現類似畫麵,都要馬上重拍。我們已經很小心,可還是撞到了一次。那一天拍專題,我在悉尼的唐人街進行采訪,之後要在此拍一段串場,很簡單。拍完,編導卻似乎感覺到什麼,讓我們回頭看。很遠處,有“法輪功”的旗幟,於是趕緊打開攝像機重放,仔細辨認,果真在背景中發現“法輪功”的畫麵。沒辦法,刪掉重拍,此後,該編導好長一段時間都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慶幸感。可能正是因為知道我們的敏感與千方百計的躲避,“法輪功”們越發想出風頭進畫麵製造影響,仿佛這樣,他們就勝了一局似的。在閉幕式之前,由於中國體育代表團在那次奧運上成績卓著,為感謝當地華人與各方的支持,在一個美麗的海灘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功聯歡。這本是一個華人的驕傲時刻,卻被“法輪功”分子當成了自己的一個機會,他們聚集到此,開始鬨事破壞氣氛,這樣一種不堪的舉動,招致當地華人與留學生們的憤慨,自發地與他們論爭。想想看,在那個喜慶的時刻,同為華人,卻要分成兩個陣營,一些人不為中國的成績驕傲,反而要故意破壞與抹黑,其他人的氣憤心情可想而知。當地的華人告訴我們,其實,這其中,真練“法輪功”的不多,然而為了造聲勢,經濟因素就開始起作用,扮演一天“法輪功”愛好者有不少經濟上的回報,於是,很多人就像上下班一樣,來扮演這個角色。這種情況不僅在悉尼,之前或之後在歐洲、日本、美國都是同樣如此,我們也不止一次遇到過。知道這個因素之後,我們猜想,悉尼奧運會時他們的折騰,估計花了不少費用。當然也讓一些不太好找工作的人掙到了不少錢。在開閉幕式或精彩賽事之前,那些沒有票的遊客或體育愛好者都會早早地來到悉尼歌劇院與悉尼大鐵橋周圍,占一個好位置,因為這裡有很多塊大屏幕、有美麗的風景,再加上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好,因此,這裡是沒票遊客看奧運的首選之地。“法輪功”們知道這一點,於是在閉幕式前很早的時候,就組織了許多人來這裡,把好位置都占了,這樣一來,後來的各國體育愛好者就很憤怒,於是形成對峙。其實“法輪功”人士就想通過這樣的行為,激怒各國遊客,然後罵中國,以此來破壞中國形象。可我想,絕大多數各國遊客,恐怕還是會譴責“法輪功”本身的行為,因為人家不一定關心彆的什麼,但這種不禮貌甚至惡劣的行為,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人家的快樂生活。看到這種局麵,我一度甚至很憤怒地想:應該把這種行為直播出去,讓全世界看看,這就是有些人甚至還出錢支持的所謂“教派”從事的行為?當然,這念頭一閃而過,可時隔多年之後,再一想,不無道理。2005年,我去拍攝《岩鬆看台灣》,在台東的花蓮,當晚要直播台灣少數民族的“豐年祭”,這是當地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活動。可在直播前,卻發現,“法輪功”們拿著橫幅來了,於是,我們的那一場直播取消,改拍專題。其實,你會發現,他們就是來找攝像機的,他們的行為很不堪,當地人及遊客也煩,然而,他們知道你敏感,躲著他,於是,他就想辦法找你的攝像機,想進畫麵。這期間,他們也乾過乾擾衛星、弄居民電視、打電話進民宅等讓人氣憤的事情,讓你不堪其擾。當然,這其中,也有輕鬆的故事。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對麵,有一些“法輪功”人士定點來上班,作息時間還頗嚴格。使館內一位外交官告訴我:中午午休,經常是一聽“法輪功”的聲音,就知道到點兒了,於是,起床上班。也就是說,那幾位上班的“法輪功”人士成了非常準時的鬨鐘。聽過之後,我樂了,這可是不錯的一種心態。其實,我在想:慢慢地,大家不那麼敏感了,看到它,不過輕蔑地一笑,該乾嗎乾嗎,他們會不會如同泄了氣的皮球,漸漸地蹦不了多高,也再沒了氣力呢?畢竟要想做進一步出格的事,在哪兒都會有法律管著他們。我稱之為“脫敏”。而需要脫敏的,絕不僅僅是麵對“法輪功”的黃顏色。看到示威的人群,我們笑起來了,看樣中國還真是大國了以前,在報紙、電視上看到示威的人群,總覺得,這是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專利,他們國家的領導人一出訪,目的地國家從機場到住地,準有示威者如影相隨,或許因為人權,或許因為環境,要不就是失業者,總之,都有理由,總能製造出相當效果。當時,我們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東道主怎麼當的,人家國家元首來訪,是客人,結果你這兒還管不住,那麼多人上街罵人,你這主人當得多沒麵子。開放的時間長了,我們也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兒,事情沒那麼簡單。東道主有時也得給示威者一個麵子,而示威者也是一種表演一種表達。道理是這個道理,卻還沒太往咱自己這兒想。不過,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你與人家關係日益密切,在中國麵前表達一下、示威一下的事情也開始增多。剛開始彆說“遇到”,連聽說都很緊張和尷尬。在印象中,最早有相關內容的報道,是在九十年代,江主席出訪美國時,大學演講,現場外有人鬨出了動靜,但裡麵的演講繼續進行,這一個小插曲,讓記者們意識到,以前文字中見識的場麵,開始更多地與咱有關係了。2008年,有一次,我去報道國家領導人出訪,其中有一個環節,是在該國首都的著名大學演講。演講是這一天的下午,我中午就早早地到了學校,然而一到了那兒就發現,比我到得還早的,是一大群準備好的示威者,仔細一看一了解,示威者是由幾撥人構成的。有“藏獨”,有“法輪功”,有其他目的的,剩下的很多人是看熱鬨性質的,陣勢不小。不過,警察已經在禮堂與示威者之間留出了一個隔離帶,中間大約有五六十米的距離。我到的時候,由於離領導人演講還早,示威者喊口號的頻率還很低,圍觀的人也不多。有趣的是,不久你會發現,反對示威者的人群正在旁邊逐漸壯大,一麵又一麵五星紅旗開始出現,雖然過程中偶有衝突,但總的看,還算和平相處,各自不同的口號與標語旗幟,表達著各自訴求。罵,是一種自由;愛,也是一種自由。在離演講開始還有半個多小時的時候,人群中的聲浪開始加大,而聆聽演講的人們也注定隻能在預留的通道中通過,都能看到周圍人群的動作與聲音,大家好像也習以為常,甚至很多人是和陪同的人邊聊天邊步入禮堂,根本沒關注周圍的人群。現場聆聽演講的人既包括這所大學的師生,也包括我方與該國的外交人士、知名人士。離演講越近,外麵兩撥人的爭鋒越發熱烈,有趣的是,這個時候,打著五星紅旗的陣營越發壯大,氣勢與聲浪上都壓住了另一撥。沒辦法,這一邊,心很齊,而那一邊,畢竟是幾撥人湊的,估計統一語言都難。對於我來說,已不會像幾年前那樣,遇到此事會緊張和尷尬,反而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內容。不看到抹黑者,就不會看到更多的捍衛者;不看到各種各樣的雜色旗,也看不到那麼多麵五星紅旗激情地飄揚。而同樣,不直麵這樣的場景,也不會強烈地意識到:不過如此!過去認為很敏感,避之不及的事情,一旦用自信作支撐,脫了敏,它也就再無力量。我在想,恐怕不僅我個人,對於媒體對於一個國家與民族,應該都是如此。這就是成長,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許是誇出來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卻是能麵對表揚不心浮氣躁,麵對批評也心平氣和,甚至能一笑麵對雜音。一點小遺憾,是由於這個場麵不夠好看,又或許我們的成長和成熟還有空間。室外的直播報道沒法做了,但一會兒,領導人也從容地從通道中走進禮堂,自信並一點兒不為所動地演講完畢。非常成功,賓主儘歡。而場外的兩撥人群,也在警察劃出的線外表達著自己的聲音。當演講成功結束,前一階段還弄出動靜的所謂示威者早已化整為零,慢慢散去。或許,他們自己也開始覺得無趣吧。又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是工作結束,下班了!過程中,我和同事開起了玩笑,“還真是大國的樣子,走到哪兒,也有示威的了。估計將來走到哪兒如果沒有示威者,還挺不適應的,怎麼,瞧不起中國?”其實想想真是,如果你沒什麼實力,與人家沒什麼關係,估計表揚沒有,批評與示威也同時沒有。有時,成人禮之後,要麵對的就是各種各樣的聲音和場麵,要適應,還要麵對,這陣勢,恐怕隻會是越來越多,伴隨著大國崛起的各個階段。幾個月之後,溫家寶總理出訪英國,在大學演講時被現場一位年輕人扔了鞋子,沒想到,溫總理坦然麵對,事後還替扔鞋者求情,認為不必重罰。更值得一說的是,這件事,中國媒體都給予報道,還上了《新聞聯播》。之後的評論眾多,不過,都是對這種自信、開放、放鬆的一種肯定。期間,有媒體問到我,我的看法很簡單:這就是脫敏的一個過程,你越是輕鬆幽默地麵對它,它也就不再有多大的力量,應對得好,還能讓自己的形象更多地加分。還是2008年那次采訪,在大學演講之後,領導人去另外一座城市,在一個文化景點外麵,也有一些示威者,被該國警察用公共汽車給隔在了外圍。采訪開始前,我去上廁所,正在那兒解手,見一中年人舉著一麵什麼旗,站在我身邊展示,我沒有停止解手,反而側著臉對他輕視地一笑,仰頭示意他舉高點兒,讓我看看……對方一見我不僅沒當回事兒,反而逗他,立即沒了勁頭,收了旗,紅著臉跑了,我在他身後哈哈大笑。原來很多東西都是紙老虎,之所以有的時候好像很可怕,是因為你對他在意,“抬舉”他,於是他變本加厲,而如果你放鬆地麵對他,不知,他會不會很沮喪甚至很受傷?抵製家樂福還真是一堂與民主有關的好課……2008年1月,包括吳建民與我在內的幾位,應國務院新聞辦之邀,在北京舉行了一個持續一天的座談,原因是大家都是國新辦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的任教老師,國新辦想聽聽我們對政府新聞發言人隊伍成長發展以及當前相關局勢的看法。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這一天的座談上,我們一致地認定:由於2008年有北京奧運會,因此之前必有不平靜的大事或麻煩,指望風調雨順平靜度過是不可能的。這種判斷不僅來自直覺,更重要的是對中國與世界的一種特殊關係的判斷。僅以奧運為例,我在座談會上說,夏季奧運二十九屆,絕大多數歐美輪流辦,歐美之外隻有四屆,亞洲三屆,社會主義國家兩屆,中國僅此一屆。因此,恐怕在一些人眼裡,我們是非主流,是突然的進入者,是紅色的異類;因此,在這樣的潛在暗流驅動下,各種希望北京奧運不那麼順暢的人們,就會會聚在一起,製造動靜,製造麻煩;因此,要做好迎接大事大麻煩的準備。遺憾的是,還真被我們言中。3月14日,西藏拉薩發生嚴重暴力事件,時隔幾天之後,媒體開始報道。這時,距離北京奧運火炬采集僅有幾天時間,顯然,事情的發生絕非偶然,一場以北京奧運為目標的麻煩事兒拉開了序幕。事件發生時,在國新辦的主辦下,八位中國媒體代表與陣容相當的八位日本媒體代表進行針對中日關係的媒體對話。本來話語間就針鋒相對,拉薩事件瞬間成為焦點。日本媒體代表都希望以後類似事件能最快速透明地公開,其實這一點上我們的想法一樣。但當時,拉薩事件發生一個星期之後,境外記者團才前往拉薩報道,顯然錯過了最佳時機。這期間,謠言、謊言、彆有用心的語言就有了市場。不過,也正是這次事件帶來的反思,促使一年後發生烏魯木齊“7·5”事件時,快速透明的報道得到人們的高度肯定。拉薩事件還僅僅是一個開始,幾天之後,在希臘奧林匹克誕生地,北京奧運火種采集,雖然現場火種采集順利,但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講話時,還是受到“藏獨”分子的乾擾,這個小小的細節已經開始讓人感覺不安。又是幾天之後,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全球火炬傳遞出發儀式,儀式由我和楊瀾主持,當我們看著胡錦濤主席親手將出發的火炬交到劉翔手中時,我們還想不到,走出國境後,這火炬要經曆怎樣的風雨,這風雨又將在國內激起怎樣的波瀾。這次北京奧運的全球火炬傳遞,是一次創舉,經曆國家之多,路線之長,均創紀錄;也正因此,很多想給北京奧運添麻煩的人,就把火炬境外傳遞當成了突破口。開始還順利,到了英國倫敦就已經麻煩很大,衝擊火炬的人增多,警察與他們的衝突已經顯現出來。雖然情況有些混亂,可由於英國首相及皇室成員都出麵,對火炬傳遞給予了支持,因此,中國國內民眾並未對英國段的傳遞有太多指責。不過這個時候,國內民眾對火炬傳遞的關注已經開始升級,不安、自尊、愛國、憤怒與期待,諸種情緒混雜在一起,就在這時,火炬到達巴黎,不幸的是,這幾乎是接近失控的一站,於是,中國人的憤怒情緒爆發了。火炬傳遞在巴黎失控,中國火炬手金晶在輪椅上火炬被搶,還有巴黎市政府批評中國政府的言論,都刺傷了中國人的心。另外還有一點,在歐洲,法國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最早與新中國建交的西方發達國家,這些年由於互設“中法年”,雙方關係親密,然而火炬傳遞,卻讓中國人很受傷,怎麼走得最近的傷我最深?幾天後,事情向另一個方向轉變,手機短信上不斷顯示:家樂福的大老板支持“藏獨”,讚助“藏獨”,我們要抵製家樂福。信息不斷轉發,網絡上更是如此,抵製家樂福由口號變成行動,由北京波及全國。那幾天,剛剛開播的《新聞1+1》天天在評論火炬傳遞,我們對“藏獨”及境外某些勢力指望借拉薩事件搞亂北京奧運的行為展開了辛辣而有力的評論,但同時,對突然而至的“抵製家樂福”,我個人又有另外的看法。在搜狐網的體育評論中,我寫了一篇很短的評論,文章的主題並不是該不該抵製家樂福,而是在其中順手寫了幾句與此相關的看法,在此,登出該文章,為維持原貌,一字未改。最近好多人收到了這樣的短信——鑒於法國巴黎在奧運聖火傳遞中表現不佳,加之家樂福讚助“達賴集團”,因此號召大家5月1日抵製家樂福,堅決不去購物,讓他們看看中國人的強大和團結。5月1日我肯定不去家樂福,然而卻不是因為抵製,而是要去三亞為聖火到來做準備。去不去家樂福是個人的事,即使許多人因為抵製而沒去家樂福,相信那一天,家樂福也會人不少。因為對於個人來說,日子也不應有政治的乾擾;更何況,拿彆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等於太給彆人麵子。而且,家樂福裡的職工大多是中國人,這不是另一種內訌嗎?再加上,我們這麼做,不是和我們很討厭的那些人,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嗎?在奧運火炬的傳遞中,的確有很多西方人,乾得不漂亮乾得很糟糕。當我看到火炬所到各地,華人華僑自發護衛火炬的情景時,我深深地被他們所感動。然而我又替他們有些不平,有些國家有些城市有些人,原本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並可以做得更好,讓奧運火炬的傳遞更安全更順暢更不被乾擾,但現實是,他們沒有做到。當然可以拿出很多理由,但一個城市的市長掛出橫幅來迎合火炬阻撓者的時候,你怎麼可以相信:他儘力了呢?但是奧運火炬並不是北京的,它屬於世界也屬於全人類,有人搗亂,它搗的也是全世界的亂,我們完全可以更平靜更從容一些。當看到身邊有些人很委屈很“生氣”的時候,我總是勸他們說:你一生氣,人家就真的達到目的;而如果你不生氣,並繼續執著地做好自己該乾的事,繼續在奧運火炬傳遞中點燃激情傳遞夢想,那麼搗亂者就會被人們以小醜的形象來留在記憶深處。用我們的平靜與大氣,給他們一個這樣進入曆史的機會吧!不管有什麼風雨和不平靜,都能繼續微笑地享受火炬傳遞,享受奧運盛會的光榮與夢想,你就一直是強者。為什麼不這樣做呢?然而,幾個小時之後,有人告訴我,有問題了,你評論後麵跟帖的評論成千上萬,罵你的多,快把這文章撤了吧!我上網看了看,樂了,大多數罵我的邏輯是你反對抵製家樂福,就是支持法國,就是不愛國,就是漢奸!諸如此類。幾乎很少有說理的,不過還是有同意我看法的人,在那兒勢單力薄地分析道理,然而,在鋪天蓋地的罵聲中,理性極其微弱。我太理解這樣罵聲背後的愛國主義,因為幾乎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我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有一次與青春荷爾蒙有關的愛國主義激情爆發,像成人禮,也像與這個國家建立休戚與共關係的儀式。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們用一場“文化大革命”釋放了青春的激情,雖然你事後可以感慨:它差一點兒毀了這國家也差一點兒毀了那一代人,但不能懷疑的是,當他們青春之火最初燃燒的時候,是為了領袖的號召和把這個國家變得如想象中的那麼好,於是,他們追隨革命口號一路絕塵而去。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們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風波,把自己投入到冷靜的思考中,從此,不再年輕。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們在1999年經曆了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網絡與現實中的磚頭,表達著他們的青春激情與這個國家的感情。而對於生於八十年代的人們來說,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的不順利,悲情與委屈,激發出他們的青春與這個國家的關聯。因此,我理解這種激情,甚至我曾經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我依然不同意這罵聲中的簡單邏輯。我突然感覺到:這真的是一堂與民主有關的好課。我不僅不會撤掉這篇原來無意寫家樂福事件的文章,反而要認真思考,怎樣與激情中的青年朋友交流。他們,是未來中國民主進程中的基石,哪怕有百分之一罵我的人能聽進去,哪怕有百分之十的人聽不進去卻可以悄悄地開始自己的思考,那都是一次好的交流。至於被罵,不重要,做了主持人,我就是“罵大”畢業的,更何況,中國的民主進程,注定會有很多人在被唾液淹沒的過程中慢慢進步,那麼唾液中的人,加我一個。幾天中,有很多媒體要采訪我,最後,我在《南方周末》上發了一篇文章,算作是思考的一個結果。民主的一個核心,是我不同意你說話的內容也要維護你說話的權利,抵製家樂福是一種個人的選擇,無可厚非,但打擊彆人不抵製家樂福的選擇,這事就不對。因為民主社會,每個人都該有自己選擇的自由,而在幾天之內,出現家樂福門口停大車不讓人進,甚至辱罵到家樂福購物的人,這就更加離譜。抵製需要理由,抵製家樂福的理由是它的大股東資助藏獨,但幾天中事實早已澄清,沒有此事,屬於空穴來風。師出已無名,然而法不責眾,大家找個理由一哄而起,完成之後一哄而散,理由反而不那麼重要。激情是否可以建立在非事實的基礎上?隻要心中的愛國激情是對的,起跑線錯了也沒問題嗎?那我們隨時可以編造一個理由,然後開始所謂“正義行動”?青春的激情來得快,去得卻並不快。在這次火炬傳遞中,雖有抵製家樂福這樣的事件發生,但“80後”群體開始走進了公眾的內心,沒有人懷疑,他們與這個國家之間的感情。時間過去了很久,陸續有很多年輕人與我交流那一段日子的感受,心平氣和之後,其實大家的想法歸於一致,“家樂福”是堂課,應當有助於我們進步。每一次激情都不應當成為上一次激情的簡單複製,隻有這樣,激情才具有最大的價值。沒人會知道,類似火炬傳遞中的大麻煩會怎樣持續下去,然而,“5·12”汶川大地震,改變了這一切,震醒了全世界的良知,人性中偉大的一麵被激活出來,全世界與中國開始一起麵對災難,而“80後”更是成為抗震救災的主力軍。2008,似乎就是年輕人的成人之年,從此,中國對於這一代人更加放心。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直播,空前但正常烏魯木齊“7·5”事件來得突然,之前,似乎毫無征兆。我是在7月6日一早知道這條消息的,當時就在想:這次,是否可以更快速地直播?一天都在為這個新聞做準備,越是了解了更多的詳情,內心越是難受,作為一個媒體人,把它報道出去的衝動就更強烈。而一個積極的信號是,當天的滾動新聞,已經直播報道了這個消息。經曆了2008年的風風雨雨,加上奧運期間境外媒體雲集,中國,經曆了顯微鏡般的細致觀察,中國的心臟顯然比過去強大得多,麵對突發性事件,不僅不是不報,而且要快報早報,境內境外都報,這是一種重要並積極的轉變。2008年的甕安事件,按過去的敏感緊張,很可能壓住不報,因為它是群體性事件,又涉及警民關係、暴力衝突,實際上,僅僅沉默了一小會兒,就拉開了透明報道的大門,反而就此成為良性互動的開始。這樣的案例效果,增強了人們的信心,並意識到,一些負麵的事件,如果及時透明傳遞真相,反而會帶來正麵反饋,這無疑更為決策者與媒體增加了透明的勇氣和力度。於是,7月6日一天,我們都在為晚上的直播做準備,雖也有一些預想中的反複,但在開播前不到三十分鐘,我們在直播室外的辦公室開了一個碰頭會,決策者孫玉勝副台長表情並不輕鬆地說:“我既沒有接到直播的指令,也沒有接到不讓直播的指令,仔細考慮一番,我們直播試一試。”九點半,直播開始,雖然當天的消息對烏魯木齊“7·5”事件有多條報道,然而長時間的直播,在以往類似事件的處理中,毫無疑問是第一次。更何況,前方記者還並不多,很多細節還未詳細掌握,事態依然在發展中。再加上,這也是中央電視台自己的評論員對這個類型事件第一次發表長時間的評論和分析,挑戰是巨大的,作出這個決策也是有風險的。然而在人們關注的新聞麵前,在中央台已經開始新聞改革之後,在百姓擁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環境下,不冒任何風險是媒體最大的風險。我們這一天的直播由董倩做主持,我做評論員,共持續了一個半小時。第二天,總局領導對直播表示肯定,同樣,收視率顯示,這一個半小時的直播,比平時平均收視率增長九倍還多,可見觀眾對此的期待和認可。之後幾天,我們或長或短地繼續直播報道,其實,在7月6日直播結束後,本台就已經增派包括張泉靈在內的多路記者前往烏魯木齊,這一個增派行為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不是躲避而是麵對,是快速與透明。與此同時,境外的記者也幾乎無障礙地趕往烏魯木齊,真相隨之傳遍世界,誤解與偏見,也因此而減少。不過,透明與真相,還並不能讓烏魯木齊這座受傷的城市快速康複。我的父親是純正的蒙古族,我的母親是漢族,在我的身上流淌著民族交融的血,再加上我從小生活成長於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對烏魯木齊“7·5”之痛感同身受。記得我在節目中說過這樣的話:對於烏魯木齊這座城市來說,外傷好治,內傷卻需要很長時間才會康複。同樣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突然間,心與心之間有了牆,深處留了傷口,怎樣三分治七分養,讓城市痊愈,是需要這個城市的幾百萬人口以及所有中國人共同努力的事情,我們必須祝福!幾個月之後,我采訪國家民委主任楊晶,談起民族問題,他的一句話讓我永遠難忘,他說:“民族團結就像空氣,擁有的時候,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可沒有,你試試!”采訪中,這位蒙古族漢子一度潸然淚下,可見他的感情與壓力。脫敏,是一個時代進步的清晰痕跡,然而脫敏並不意味著就此麻木起來,什麼都無所謂,放棄原則。恰恰相反,脫敏,讓我們更理直氣壯地堅守原則,堅守自己的利益。在中國與世界的磨合與博弈之中,所有事情都韜光養晦已經很難做到,不是你不低調,而是有時候你無法低調。所以,為原則與利益而放聲,並慢慢建立中國對世界清晰而有用的價值觀,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情。同時,自信,是最好的藥,治自己的傷,治彆人的偏見。對於那些過去有些敏感,有些忌諱的東西,很多都不必再用藏起來蓋起來的方式來處理,麵對它,正視它,與公眾一起。沒什麼大不了。經過三十多年改革,強大起來的不僅是經濟,還包括每一顆中國人的心臟。知道了,最快時間了解了,複雜的事情就會變得簡單,在進步與慢慢脫敏的過程中,我們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一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