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殺人的手法很殘忍。艾米莉亞·薩克斯見過各種各樣的殺人場麵，至少她認為自己一切都見識過了。但是，這兩起案子卻是她能想起來的最為血腥的場麵。她在西切斯特就跟萊姆通過電話，他讓她立刻趕到曼哈頓下城區，以便調查兩個凶案現場。這兩起案子都是一個自稱為鐘表匠的家夥所為，但一前一後顯然間隔了好幾個小時。薩克斯先勘查了較為容易處理的一處現場——哈得孫河邊的一座碼頭。當然，這裡也很棘手：屍體不見了，大部分痕跡都被河麵上凜冽的寒風吹散或汙染了。她從所有角度對現場進行了拍照和錄像。她注意到原先放鐘的地方——她很惱火，因為排爆隊早些時候來取鐘時，已經將現場破壞了。不過彆無他法，這可是個有爆炸嫌疑的裝置。她也找到了凶手留下的紙條，不過已經有部分被血浸過了。接著，她從凍結的血液中取了樣。她發現，當時懸在河麵上方的受害者在掙紮時，曾在碼頭上留下了指甲的劃痕。她找到了一截斷裂的指甲——形狀寬而短，沒有修飾過，說明受害者係男性。凶手應該是從保護碼頭的鐵鏈護欄處闖進來的。薩克斯從那裡取了一塊金屬樣本，以便檢查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跡。她在闖入地點和凍結的血跡附近都沒發現指紋、鞋印或汽車輪胎碾壓的痕跡。還沒有發現目擊者。驗屍官報告說，如果受害者真的跌進了哈得孫河裡，而且很有可能真的這麼發生了，那麼他就會在十分鐘左右的時間之內死於體溫過低。紐約警察局的潛水員和海岸警衛隊還在水下繼續搜尋受害者的屍體和任何有用的證據。薩克斯又來到第二處案發現場，即百老彙大街附近、從雪鬆街延伸出去的一條小巷子。死者是西奧多·亞當斯，三十五六歲，屍體仰麵躺著，嘴裡塞著膠帶，腳踝和手腕也被捆了起來。凶手在旁邊大樓的消防樓梯上搭了根繩子垂下來，離他有十英尺高，末端係著一根重重的、長達六英尺的金屬杠，杠的兩端都有孔，看起來就像是針眼。凶手將這金屬杠吊在受害者喉嚨的正上方。繩子的另一端則放在受害者的手中。西奧多被綁住了，所以他無法從鐵杠下抽出身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拚儘全身力氣向上拽住巨大的鐵杠，希望碰巧路過這裡的人來解救他。但是那天夜裡沒人經過這裡。他已經死去一段時間了，而那段鐵杠還一直壓迫著他的脖頸，直到他的屍體在12月的嚴寒中凍得非常僵硬。他的脖子在沉重金屬杠的擠壓下，隻剩下大約一英寸的厚度。他臉色慘白，兩眼無神，透露著死亡的訊息，但薩克斯能想象出，在他掙紮求生的那十到十五分鐘裡，他的臉上會有什麼樣的表情：一定會因為用力而漲得通紅，然後又被壓得臉色發紫，眼球外凸。到底什麼人會用這些手段來殺人呢，為什麼要處心積慮地延長受害者死亡的過程呢？薩克斯穿著白色的杜邦“特衛強”防護服，以免自己的衣服和頭發破壞了現場。她調整好證據采集設備，同時和來自紐約警察局的兩名同事討論了現場的情況。這兩位警察分彆名叫南茜·辛普森和弗蘭克·瑞特格，他們都在總部位於皇後區的犯罪現場調查總部工作。他們附近停放著犯罪現場部的快速反應勘查車——一輛大型的廂式車，裡麵裝滿了必備的刑偵設備。她在自己的雙腳上纏上橡膠帶，以便和罪犯的足跡區分開來。(這也是萊姆的主意。“不過，為什麼要費這個周折呢？萊姆，我穿著‘特衛強’防護服呢，又不是穿著逛街的便鞋。”薩克斯曾發表過她的反對意見。萊姆不耐煩地看著她說：“哦，對不起，我想罪犯們永遠都不會想到去買‘特衛強’防護服的。一套要值多少錢，薩克斯？四十九點九五美元？”)薩克斯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兩起凶案要麼屬於有組織犯罪，要麼就是精神變態者所為；前者通常會出現與這裡情況類似的犯罪團夥標記，以便向敵對的團夥發出信號。而另一方麵，如果這是個反社會的變態家夥，那麼他會出於幻想或滿足欲望的需要，費儘心機來布置殺人現場，也許這正是虐待狂的表現——如果案情涉及性侵犯的話——或者凶手隻是為了殘忍而殘忍，並沒有任何性欲的動機。根據她多年的街頭現場調查經驗，這種讓受害者承受痛苦的行為本身，就能令加害者感受到發泄淫威的快感，甚至變得施虐成癮。羅恩·普拉斯基身穿警服，外套皮夾克，朝她走了過來。這位一頭金發的紐約巡警身材修長，年輕精乾，曾在克裡萊案件調查期間幫過薩克斯，而且隨時待命參與萊姆經辦的案件。他曾與一名罪犯發生過激烈搏鬥，因此受傷住院，休養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警察局安排他享受傷殘退休待遇。這位新出道的警員曾告訴過薩克斯，他曾和妻子珍妮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到底要不要重返警察的工作？普拉斯基的雙胞胎兄弟也是乾警察這一行的，因此也給他出過主意。最後，他選擇接受治療，重返警察崗位。薩克斯和萊姆都很欣賞他這種年輕的熱情，所以動用了一些關係，儘可能多地安排他來參加他們的調查工作。他後來對薩克斯說了心裡話(當然了，這種話他從不會對萊姆說的)：他之所以重返崗位，其中最重要的激勵因素，就是犯罪學家萊姆不願因為四肢癱瘓而停止工作，相反他積極執行康複計劃，堅持每天的治療。普拉斯基沒穿“特衛強”防護服，所以他在黃色警戒線外麵停下了腳步。“天哪！”他盯著眼前離奇的現場喃喃地說。薩克斯心裡想，這種態度挺好的。她很高興看到普拉斯基有這種反應。為了保證效率，警察需要掌握分寸，既不能表現出職業的冷漠，也不能因為在工作中目睹恐怖場麵而沮喪消沉。優秀的警察在整個工作生涯中，都能感受到一定的憤怒和震驚。薩克斯自己就每天竭力保持某種程度的恐懼感受能力。普拉斯基告訴她，塞利托和其他警官正在詢問巷子周邊大樓裡的警衛和寫字樓經理，看是否有人見到或聽到襲擊的過程，或者是否認識西奧多·亞當斯。他又加了一句：“排爆隊還在檢查現場發現的時鐘，稍後會把它們送給萊姆……我會收集停在附近的所有車輛牌照。塞利托警探讓我這樣做的。”薩克斯背對著普拉斯基，邊聽邊點頭。不過她對這些信息並不十分在意；目前它們並沒有什麼價值。她要勘查一下現場，同時試圖清理乾擾自己思緒的雜念。雖然從定義上來說，犯罪現場調查所涉及的都是沒有生命的對象，但這種工作又會產生一種令人驚奇的親近感；為了提高效率，刑偵警察必須在心理和情感上變成和罪犯同一類的人。恐怖的凶殺情景會在他們的想象中完整地展現出來：凶手當時在想什麼，當他舉起槍支、大棒或利刃的時候，他會站在什麼位置，他如何調整自己的姿勢，他是留在現場觀看受害者垂死的痛苦，還是立刻逃離，現場有什麼東西會吸引他的注意，誘惑他的是什麼，令他反感的又是什麼，他會采用哪條逃跑路線？這可不像製作嫌疑犯肖像那麼簡單——不是那種偶爾有用的、依靠多媒體特技製作出來的心理肖像描繪；這是一種藝術，用以挖掘犯罪現場的混亂場麵，尋找寥寥無幾的、有助於擒獲嫌疑犯的黃金線索。薩克斯正試圖變成另一個人——就是那個設計恐怖手段來置彆人於死地的凶手。她雙眼掃視著現場，上下搜索，左右兼顧：鵝卵石路麵、牆壁、屍體、鐵杠……我就是他……我就是他……我想到了什麼？我為什麼要殺死這兩個受害者？為什麼用這些手段？為什麼選擇現在下手？為什麼在碼頭作案，為什麼又在這裡？但是其中的死因竟然如此的不同尋常，而且凶手的想法又如此迥異於她的推測，以至於她根本無法回答這些問題，至少現在回答不了。她戴上通話耳機：“萊姆，你在家嗎？”“我還能在哪兒呢？”他反問道，似乎覺得薩克斯的問題很有意思。“我一直在等著。你在哪兒？在第二處現場嗎？”“是的。”“你看到了什麼，薩克斯？”我就是凶手……“一條小巷子，萊姆，”她對著耳麥答道，“一條送貨車走的死胡同。前麵就沒路了。受害者的位置靠近街口。”“有多近？”“十五英尺，整個巷子有一百英尺長。”“他怎麼會躺在那裡的？”“沒有踩踏的痕跡，但他肯定是被人拖到遇害地點的；他的夾克和褲子下麵都有鹽粒和泥漿。”“屍體附近有沒有門？”“有的。他幾乎就正對著一扇門。”“他生前在那座大樓裡工作嗎？”“不是的。我找到了他的名片。他是個自由職業者。辦公地址就是他公寓的住址。”“也許他曾去那座樓裡找客戶，也有可能是附近的其他大樓。”“隆恩正在調查。”“很好。最靠近的門檢查過了嗎？罪犯有沒有可能躲在那裡等候受害者的出現？”“有可能。”她答道。“叫保安把門打開，我想讓你檢查一下門後麵的情況。”隆恩·塞利托在現場外圍大聲喊了起來：“沒有目擊者。大家都他媽的瞎了。哦，也都他媽的聾了……這巷子兩邊的大樓裡有四五十間辦公室。如果有人認識他，那也得花很多時間才能找到知情者。”薩克斯和萊姆商量了一會，然後傳達了這位犯罪學家的指示，讓人打開了屍體附近的門。“門開了。”塞利托準備開始檢查，邊說邊往手心嗬了口熱氣。薩克斯對現場進行了攝像和拍照。她在屍體上和屍體附近尋找性行為的證據，但是一無所獲。接著，她開始進行網格檢查——即用所謂的網格模式對現場進行分片搜索，實際上就是在現場每一平方英尺的麵積上來回走一遍，尋找相關物證。和許多犯罪現場調查專家不同的是，萊姆堅持要求隻能由一名調查員來進行網格檢查——當然是為了避免造成大麵積的現場破壞——所以薩克斯獨自用網格模式搜尋著。不過，無論凶手是什麼人，他一定非常謹慎，因為他沒有留下任何明顯的痕跡，除了故意留下的字條和時鐘，還有鐵杠、膠帶和繩子等作案工具。她向萊姆作了彙報。“這些家夥天生就是要跟我們過不去，是不是，薩克斯？”他原本輕鬆的語氣變得憤怒了，儘管他還沒有親自站在這具屍體旁邊，沒有親眼看見死者的慘狀。薩克斯沒心思聽他的評論，繼續現場的調查工作。她對屍體進行了初步的處理，以便移交給法醫。她還收集了受害者的財物、指紋和腳印靜電圖譜，用粘性滾筒吸附了作案痕跡——這種工具類似於用來在衣服上去除寵物毛的刷子。因為作案用的鐵杠很沉，所以罪犯很有可能是開車來這裡的，但是周圍卻沒有車胎的痕跡。巷子中間撒滿了防止路麵結冰的礦鹽，從而也防止了物體與鵝卵石路麵的直接接觸。接著，她斜視了一下側麵，然後說：“萊姆，這裡有些不對勁。就在屍體附近的地麵上，大約在三英尺半徑的範圍裡，好像有什麼東西。”“你覺得那是什麼？”薩克斯彎下身來，用放大鏡仔細檢查地上類似沙子的東西。她向萊姆作了報告。“是不是用來防結冰的？”“不是的。隻有屍體身邊有沙子。巷子裡其他地方都沒有。現在公路上都是用鹽來進行雪天和結冰的路麵處理。”她又往回走了幾步。“不過隻有少許不易覺察的殘留物。就像是……對了，萊姆，凶手一定清掃過現場。用的是笤帚。”“清掃過了嗎？”“我能發現笤帚枝的痕跡。好像他曾在現場散落了些許沙子，然後又清掃了一遍……不過，或許他並沒有這樣做。碼頭上的第一處現場並沒有發現沙子和清掃的痕跡。”“受害者身上和鐵杠上有沒有沙子？”“我不知道……等一下，有的。”“那麼他是在殺人之後撒的沙子，”萊姆說，“這可能是用來遮蔽痕跡的。”精心準備的罪犯有時會使用一種粉末狀或顆粒狀的材料——沙子、貓糞土，甚至是隨手抓的一把麵粉——在行凶後撒在地麵上。然後，凶手再把這些東西清掃起來或用吸塵器吸走，這樣就可以消除大部分的顆粒狀痕跡。“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萊姆問。薩克斯盯著屍體看了一會，然後又注視著巷子裡的鵝卵石路麵。我就是他……那我為什麼要掃地呢？罪犯經常會掃去指紋，拿走明顯的證據，但很少會大費周折去使用遮蔽痕跡的東西。她閉上眼睛，苦思冥想，想象著自己就站在這個垂死的年輕人身邊，看他掙紮著拽住鐵杠，不讓它壓斷自己的喉嚨。“也許他將什麼東西潑灑在地上了。”但萊姆說：“這不太可能。他不會那麼疏忽。”她也是這麼認為的。她繼續思考著：我非常謹慎，這不容置疑。不過我為什麼要掃地呢？我就是他……“為什麼呢？”萊姆輕聲問。“他——”“不是他，”犯罪學家糾正了她的思路，“你就是他，薩克斯。你得記住這一點。”“我是一位完美主義者。我要抹掉儘可能多的證據。”“沒錯。不過，雖然掃地能給你帶來好處，”萊姆說，“你也要付出代價，那就是在現場停留更長的時間。我想應該還有彆的原因。”薩克斯更加費力地想著，感覺自己舉起了鐵杠，將繩子放在受害者的手中，注視著他痛苦掙紮的表情，他那向外凸出的眼球。我把時鐘放在他的頭邊。嘀嗒、嘀嗒……我看著他漸漸死去。我沒有留下任何證據，我將現場清掃乾淨……“想一想，薩克斯。他到底要乾什麼？”我就是他……有了：“萊姆，罪犯會這樣想：我一定會回到現場。”“什麼？”“我會重返現場。我的意思是，他會回來的。這就是他清掃現場的原因。因為他絕對不希望留下任何可能暴露他身份的線索：沒有纖維、毛發、腳印，也沒有鞋底粘附的塵土。他並不害怕我們能找到這些東西，從而發現他的藏身之處——他太聰明了，絕不會留下這類痕跡。不，他所擔心的是，我們會發現某些東西，讓我們在他重返現場時將他認出來。”“好吧，也許是這樣的。也許他是個窺視狂，喜歡看彆人死的樣子，也喜歡偷看警察的工作。或者，也許他想看見是誰在追蹤他……這樣他就能開始他自己的捕獵行動了。”薩克斯感到脊背一陣發涼。她向四周看了看。像往常一樣，街對麵聚集了一小群看客。凶手是否就混在他們當中，此刻正注視著她呢？萊姆又加了一句：“或許他已經回來過了……他一大清早就來過了，為了查看受害者是否真的死了。這就意味著——”“他可能在彆處留下了一些證據，就是說，在案發現場之外。人行道上，大街上。”“沒錯。”薩克斯俯身從警戒線下鑽了過去，離開了圈定的犯罪現場，然後開始檢查大街上的情況。接著，她又來到大樓前的人行道上。她在這裡的雪地上發現了幾個腳印。她沒法判斷哪些是鐘表匠留下的，但其中有些腳印是由寬大的方格底靴子留下的，這說明有人——很可能是個男人——曾在巷子口站了幾分鐘，同時還左右移動著腳步。她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覺得一般人沒有理由在此處停留——這附近既沒有投幣電話，也沒有信箱，連扇窗子都沒有。“我在巷子口發現了一些可疑的靴子印，就在雪鬆街的路沿旁，”她對萊姆說，“腳印很大。”她繼續搜索附近的區域，探了探一下旁邊的雪堆。“呃，這裡有情況。”“什麼東西？”“一隻金色的金屬鈔票夾。”她戴著乳膠手套，可是當她碰到這夾子時，還是覺得手指冷得像針紮似的。她數了一下裡麵的現金。“一共三百四十美元，簇新的二十元麵值。夾子就緊挨著靴子印。”“受害者身上有錢嗎？”“有六十美元，也都是新錢。”“可能是罪犯拿走了票夾，卻又在逃跑時把它弄丟了。”她把票夾放在證據袋裡，然後檢查現場的所有其他部位，結果一無所獲。辦公大樓的後門被打開了。塞利托和一個穿製服的辦公樓保安站在門口。薩克斯開始檢查那扇門，於是那兩個人往後退了退——她在門上發現了無數的指紋，然後一一拍照，並把情況向萊姆作了彙報(他對此隻是一笑了之)——之後，薩克斯又檢查了對麵昏暗的大廳。她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證據。突然，一個女人驚恐的哭喊聲刺破了寒冷的夜空：“噢，上帝啊，不！”一位身材墩實的褐發白人女子，大約三十八九歲，衝到了黃色警戒線前麵。一名巡警上前攔住了她。她用雙手捂著臉，不停地啜泣著。塞利托走上前去。薩克斯也跟了過去。“女士，你認識這個人嗎？”這個大塊頭的偵探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不……啊，上帝啊……”“你認識他嗎？”偵探又問了一遍。那位女士哭得傷心欲絕，扭過頭去，不願再看地上的慘狀。“他是我的弟弟……不，難道他——哦，上帝，不，他決不會……”她一下子跪倒在結冰的地麵上。薩克斯想起來了，這應該就是昨晚報警聲稱自己弟弟失蹤的女士。麵對嫌疑犯，隆恩·塞利托的性格就像一隻比特犬那麼凶狠。可是在受害者和他們的親屬麵前，他又表現出驚人的溫情。此刻他的口氣很溫和，同時因為布魯克林人特有的拖腔而顯得嗓音很渾厚。他說：“我非常遺憾。他已經死了，真的死了。”他扶著那位女士站了起來，然後讓她倚著小巷的牆站著。“凶手是誰？為什麼？”她看著自己弟弟慘死的現場，尖聲問，“什麼人會下此毒手？到底是誰？”“我們還不清楚，女士，”薩克斯說，“我很難過。但我們會找到凶手的。我向你保證。”那女士大口喘息著，同時轉過臉來：“彆讓我女兒看見這一切，拜托了。”薩克斯看到她身後還停了一輛車，兩隻前輪壓在路沿上。當時車還沒停穩，她就驚慌失措地跑了出來。汽車前排還坐了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女孩皺著眉頭，盯著薩克斯看，頭高高地昂著。塞利托走過去，站在屍體前麵，不讓女孩看見她舅舅的慘狀。死者的姐姐叫芭芭拉·埃克哈特，剛才她下車時連外套都忘了拿，所以這會兒她冷得蜷縮了起來。薩克斯領著她穿過剛剛打開的那扇門，走進她才檢查過的辦公樓服務大廳。這位女士已經變得歇斯底裡了，所以她提出要用一下洗手間。等她從裡麵出來時，哭得已經不那麼厲害了，但她依然驚魂未定，臉色蒼白。她用毛巾擦了一下臉，開始解釋自己的情況：她住在紐約的上東區，而她弟弟泰迪（泰迪是西奧多的昵稱。）則住在案發現場附近。他們昨晚本來約好在市中心見麵一起吃晚飯，但他一直沒來。於是她打電話報了警，不過當時的車禍和犯罪記錄中沒有和他特征相符的人。她不停地給他打電話，一直打到午夜以後才放棄。今天早晨，她從警察那裡得知有人發現了他的屍體，於是她和女兒就開車趕了過來。芭芭拉也不知道凶手的動機。她弟弟是個單身漢，自己創業，是一位從事廣告文案設計的自由職業者。他人緣很好，沒什麼仇敵。他也沒有身陷三角戀情——沒有惹惱彆人的丈夫——而且從不吸毒，也沒用過任何違禁藥品。他是兩年前才搬到紐約來住的。死者沒有任何明顯的犯罪組織關聯，讓薩克斯感到很困惑；這就使得心理因素成為了最大的嫌疑對象，對公眾來說，這種動機比團夥犯罪更危險。薩克斯向芭芭拉解釋了屍體的處理過程。在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時之內，驗屍官會把屍體轉交給死者最近的親屬。芭芭拉臉色陰沉地問：“他為什麼要下此毒手？他是怎麼想的呢？”對於這些問題，薩克斯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芭芭拉走回車旁，塞利托一路攙扶著她。薩克斯望著他們的背影，目光卻無法離開芭芭拉的女兒。小姑娘也回望著這位女警察，那目光令人無法承受。她現在一定明白了這個受害者其實就是她舅舅，而且已經命喪黃泉了。但是，薩克斯從她的臉上還是能發現一絲殘存的希望。可是這點希望眼看著就要破滅了。她媽媽上了車，抱住了她。最優秀的警察能感覺到某種義憤、某種震驚……這種品質使得眼前的這一時刻更讓她感到痛苦。饑餓襲來。文森特·雷諾茲躲在他們的臨時住所裡，躺在散發著黴味的床上。這地方以前竟然是座教堂，所以他覺得自己的靈魂也很空虛，這種感覺無聲無息地呼應著他那梨形大肚腩所發出的抗議。這是一座古舊的天主教堂，位於曼哈頓哈得孫河邊的一個廢棄區域。他們把這裡當作凶殺行動的基地。傑拉德·鄧肯是外地人，而文森特則在新澤西有自己的公寓。文森特曾提出以他的公寓作為藏身之處，但是鄧肯不同意，說根本不能這樣做。他們不能和自己真實的住址發生任何聯係。他的語氣像是在說教。但是說得挺在理。這情形就像是父親在教訓兒子。“我們住在教堂裡麵？”文森特曾經問過，“為什麼呢？”“因為這房子已經在售十四個半月了。它並不是一處搶手的房產。一年到頭也沒人會來看房子。”他匆匆瞥了一眼文森特，說：“彆擔心。這地方已經不再是聖地了。”“是嗎？”文森特問。他覺得自己作惡多端，所以就算地獄有門，他也找不到直通地獄的路了。如今他闖入教堂，而無論這裡是否是聖地，這也隻能算是他一生中犯過的最輕的罪過了。當然，房地產中介公司把教堂的門鎖上了，不過鐘表匠的手藝實際上就是鎖匠的手藝(鄧肯曾解釋過，最早的鐘表匠本來學的就是鎖匠手藝)，所以他輕而易舉地就打開了後門的鎖，然後又裝上了他自己配的掛鎖。這樣一來，他們就能來去自由，而大街上或人行道上的行人都看不到他們。他把前門的鎖也換了，還在上麵塗了蠟，所以當他們在外活動時，如果有人想進教堂，就會在鎖上留下痕跡。這座建築裡光線很暗，陰風颼颼，有股廉價的清潔劑氣味。鄧肯的房間在二樓，屬於教堂的神職人員生活區，以前曾是牧師的臥室。文森特的房間在大廳另一端，以前曾被用作辦公室。此刻他就躺在這裡，裡麵有一張簡易床、一張桌子、加熱爐、微波爐，還有個冰箱(當然，“餓死鬼”文森特還有個廚房，雖然小了點)。教堂裡還有電，因為經紀人過來的時候可能會用電燈。暖氣也開著，這樣水管就不會凍裂。第一次看到這教堂時，他想到鄧肯對時間的癡迷，於是說：“可惜這裡沒有鐘樓。比如說大本鐘。”“實際上那是上麵鐘鈴的名字，而不是裡麵機械鐘的名字。”“鐘鈴在倫敦塔上嗎？”“在鐘樓裡，”年長一些的鄧肯再次糾正了文森特的說法。“就在國會大廈樓上。那座鐘是根據本傑明爵士大廳而得名的。在19世紀50年代末，它是英格蘭最大的鐘。在早期的時鐘裝置裡，隻有靠敲鐘才能報時。那時候沒有鐘麵，也沒有時針。”“噢。”“‘時鐘’這個詞起源自拉丁文‘cloca’，意思是鐘鈴。”這家夥真是“百事通”。文森特對此感到很開心。傑拉德·鄧肯性格中有很多方麵都讓他很喜歡。他一直在想，他們這兩個反社會的叛逆者是否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他有時會和其他律師助手和文員同事出去喝酒。但即使是“聰明人”文森特這時也不願意多說話，因為他害怕在調侃女招待或鄰座女賓的時候泄漏出不該說的話。饑餓會讓你行事魯莽(想想莎莉·安妮的那件事就會明白了)。文森特和鄧肯在許多方麵都截然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心中都隱藏著黑暗的秘密。任何有過相同經曆的人都知道，這種秘密會造成生活方式和政治觀點的重大改變。哦，是的，文森特一定會創造機會來發展他倆的友誼。他用冷水洗了洗臉，又想起他們今天要去找的那個棕發白人女子喬安妮。這個賣花女就是他們的下一個受害者。文森特打開房間裡的小冰箱，拿出一隻羊角麵包，用獵刀將它切成兩半。刀刃有八英寸長，非常鋒利。他在羊角麵包上塗上軟奶酪，一邊吃一邊喝完了兩聽可樂。他的鼻子被凍得生疼。傑拉德·鄧肯非常小心，堅持要求他們在這裡都要戴上手套，這可真痛苦。不過，因為今天太冷了，所以文森特也就不在乎了。他向後躺倒在床上，想象著喬安妮的身體會變成什麼樣子。今天晚些時候……他覺得餓了，餓得要死。他的腸子因為饑渴而乾涸，靈魂仿佛已經出殼。如果他沒有暗自打著喬安妮的主意，他就快要化成一團氣體消失了。他喝了一罐派珀博士牌碳酸飲料，吞下一包炸薯片，又吃了些椒鹽脆餅。餓死了……饑渴難忍……文森特·雷諾茲自己並不會認為對女人進行性侵犯的欲望是一種饑餓感的體現。這種想法來自他的心理治療師，詹金斯醫生。他曾因為莎莉·安妮的事而被捕——那是他唯一的被捕經曆——治療他的醫生對他解釋了病情，讓他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即他所感受的那種衝動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你沒法擺脫這些衝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就像是饑餓感……那麼，關於饑餓，我們又有什麼了解呢？它是一種自然發生的感受。我們無法抵製它。你同意這種觀點嗎？”“是的，醫生。”治療師又補充說，“即使你不能徹底阻止饑餓感的出現，你也能通過適當的方法來滿足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如果是食物，那麼你可以選擇合適的時間來吃一頓健康的飯菜。至於那種因為人而引起的渴望，則可以發展為健康而有責任感的兩性關係，最終可以結婚，組成家庭。”“我知道了。”“很好。我想我們的治療有所進展了。你不這麼認為嗎？”聽到醫生這樣說，文森特感到很開心，儘管他的理解和那位善良醫生的原意還是有些出入的。文森特想出了一個道理，覺得可以將關於饑餓的類比當作有用的引導。隻有當他真正需要的時候，他才會去吃一頓，也就是說，找個女孩來“交交心”。這樣一來，他就不會覺得餓了，也不會感到絕望——更不會馬虎大意，不會再發生莎莉·安妮那樣的事了。太棒了。詹金斯醫生，你同意我的邏輯嗎？文森特吃完了椒鹽脆餅，喝光了蘇打水，還給他妹妹寫了一封信。“聰明人”文森特在信紙的空白處畫了一些卡通畫。他覺得妹妹會喜歡的。畫得還真不賴。有人敲了敲門。“進來。”傑拉德·鄧肯推開門，站在門口。兩人互致早安。鄧肯的房間裡一切都井然有序。書桌上的東西都擺成了對稱的樣式。衣服都熨燙過了，整齊地掛在衣櫥裡，每兩件之間都正好間隔兩英寸的距離。這一點可能會阻礙他倆友誼的發展。因為文森特是個邋遢鬼。“想吃點什麼嗎？”文森特問。“不用了，謝謝。”難怪這個鐘表匠長得這麼瘦。他很少吃東西，也從不覺得餓。這可能是他倆之間的另一道障礙。不過文森特決心不計較鄧肯的這項缺點。他妹妹也不怎麼吃東西，但他照樣愛她。鄧肯在給自己煮咖啡。燒水的同時，他從冰箱裡取出一罐咖啡豆，精確地倒出兩茶匙的量。他把咖啡豆倒進手搖磨豆器，發出嘩啦啦的響聲。手柄轉了十幾圈，隨後響聲停止了。他小心地將磨好的咖啡粉倒進滴孔上的紙質錐形過濾器中。他輕輕拍了一下過濾器，確保咖啡粉被搖勻了。文森特喜歡看傑拉德·鄧肯煮咖啡的樣子。他可真細心……鄧肯看了一下他的金色懷表。他仔細地上緊了發條，又把表放回口袋。接著，他喝光了咖啡——就像是喝藥那麼仔細——然後他抬頭看著文森特。“我們的賣花女，”他說，“就是那個喬安妮。我們很快就要去乾掉她。你能去她那兒踩個點嗎？看她是不是一個人呆著。弄清楚她在乾什麼。”文森特覺得腸子一陣抽動。他不再是“聰明人”文森特了。“沒問題。”“我去打探一下雪鬆街旁邊的小巷子，看看在那裡調查的警察。我想見識一下跟我們較量的到底是什麼人。”會是誰呢？鄧肯穿上夾克，把包挎在肩膀上。“你準備好了嗎？”文森特點了點頭，穿上乳白色的派克大衣，又戴上帽子和墨鏡。鄧肯又叮囑了一句：“檢查一下是否有人去她的花房取花，或者她是否是獨自一個人工作。我很想在花房裡解決她，但我們也許不得不在越野車的後座上動手。”鐘表匠聽說喬安妮經常在離零售花店幾個街區遠的花房裡工作。那裡既安靜又陰暗。“餓死鬼”文森特想象著這個女人的樣子：她那棕色的鬈發，長而俊俏的臉龐。她的美貌在他腦海中怎麼都揮之不去。他倆下樓來到了教堂後的巷子裡。鄧肯鎖好了門，然後說：“哦，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明天還有一個目標。也是個女人。我們得接連乾掉兩個人。我不知道你隔多久才會來一次……你管那個叫什麼來著？和女人‘交交心’？”“沒錯。”“你為什麼用這個說法？”鄧肯問。文森特知道這個殺手有著無窮的好奇心。“交交心”這個說法也是從詹金斯醫生那裡學來的，就是那個拘留中心的醫生，也是文森特的好朋友。醫生說文森特可以隨時到他的辦公室來，談談自己的感受；他倆在一起有過好多次愉快的“交心”。不知為何，文森特很喜歡這個說法。它比“強奸”這兩個字要好聽多了。“我也不知道。我就是這麼說的。”他又說，“連續搞兩個女人也沒問題。”文森特心裡說，詹金斯醫生，你知道嗎，有時候人越吃越餓。你不這麼認為嗎？他們在結冰的人行道上小心地走著，這時文森特問：“呃，你打算怎麼收拾喬安妮？”鄧肯在殺人時會遵守一條準則：受害者不能死得太快。他用精確而冷淡的語氣向文森特解釋，這條準則並不像它聽上去那麼簡單。鄧肯有一本名為《終極審訊技巧》的書。這本書講的是如何恐嚇犯人，讓他們開口招供，如果他們不招出來，就對他們施以酷刑，甚至折磨至死。在喉嚨處壓重物，割斷犯人的手腕，致使他們血流不止。鄧肯解釋說：“收拾這個女人，我不想花太久的時間。我會堵上她的嘴，把她雙手捆在身後。然後讓她趴在地上，脖子上繞上繩子，再把繩子係在她的腳踝上。”“要是她彎起膝蓋怎麼辦？”文森特一邊想象著一邊問。“問得好。書上都寫了。你見過那些插圖？”文森特搖了搖頭。“她不可能很長時間以這種角度保持膝蓋的彎曲。當膝關節開始伸直的時候，她脖子上的繩子就會被拉緊，致使她把自己勒死。我想這個過程大概會持續八到十分鐘。”他笑了笑，“我會給她計時的。這回聽你的。完事我就給你打電話，到那時，她就聽憑你擺布了。”可以好好地“交交心”……他倆走出巷口，迎麵吹來一陣刺骨的寒風。文森特的派克大衣沒拉拉鏈，因此被吹得敞開來了。他停下腳步，顯得很警覺。離他們幾英尺遠的地方，有一位年輕人正走在人行道上。他留著稀疏的絡腮胡，身穿一件破舊的夾克衫，一邊肩膀上挎著背包。文森特猜想這人應該是個學生。這年輕人低著頭，快步向前走去。鄧肯瞥了一眼他的搭檔，問：“你怎麼了？”文森特朝自己身上點了點頭，看著一把彆在腰帶上的帶鞘獵刀。“我想那小子看見我的刀了。我……我很抱歉。我應該拉好外套拉鏈的，可是……”鄧肯雙唇緊閉。不，不……文森特真希望自己沒有惹鄧肯生氣。“你一聲令下，我就去把他乾掉。我一定會的——”殺手鄧肯看著那個學生的背影，隻見他快步越走越遠。鄧肯轉身問文森特：“你殺過人嗎？”文森特不敢直視對方那雙具有穿透力的藍色眼睛，隻能老實回答：“沒殺過。”“在這兒等著。”傑拉德·鄧肯掃視了一下空蕩蕩的大街，發現路上隻有那個學生在走動。他伸手從口袋裡拿出一把切紙刀。他昨夜曾用這把刀割過碼頭上那個受害者的手腕。鄧肯緊走幾步，跟上那個學生。文森特看著他越走越近，直到兩人隻相距幾英尺遠。他們拐過街角向東走去。這太可怕了……文森特太不謹慎了。他做什麼事情都會有危險：他和鄧肯之間的友誼隨時可能破裂；他想找個女人樂樂，卻又機會難尋。這都是因為他太粗心了。他真想大叫一聲，或者大哭一場。他把手伸到口袋裡，找出了一塊“奇巧”巧克力，猛嚼了一通就吞進了肚子，連一部分包裝紙都吃了進去。令他備受煎熬的五分鐘終於結束了，鄧肯拿著一張皺巴巴的報紙走了回來。“對不起。”文森特說。“沒關係。都解決了。”鄧肯的語氣很溫和。報紙裡包著那把血淋淋的切紙刀。他用報紙擦拭了一下刀刃，然後把鋒利的刀刃縮回刀殼裡。他扔掉了帶血的報紙和手套，又戴上了一副新手套。他堅持要求他們隨時都要準備兩到三副手套在身邊。鄧肯說：“我把屍體扔進垃圾桶了，上麵蓋著垃圾。要是我們幸運的話，在有人發現之前，屍體早已被丟進填埋場或大海裡去了。”“你沒事吧？”文森特發現鄧肯的臉頰上有一處發紅的抓痕。鄧肯聳聳肩：“我有些大意了。那小子還手打我，我隻好用刀割他的眼睛。你得記住這一招。如果有人反抗，就用刀割他們的眼睛。這樣可以立即停止他們的抵抗，而你就能隨意擺布他們。”用刀割眼睛……文森特輕輕點了點頭。鄧肯問：“以後你會更加小心嗎？”“噢，是的。我保證，真的。”“你現在就去打探一下那個賣花女，然後在三點半來博物館見我。”“好的，沒問題。”鄧肯用淺藍色的眼睛看著文森特。他露出了難得的微笑：“彆灰心。剛才我們遇到了麻煩，可現在已經解決了。在我們的偉大計劃中，這點小事不足掛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