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村西閩交托我來寫他的《死亡之書》的序，至少有一個堅強的理由：在他描述的那個鄉村，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從周歲起我就由當鄉村醫生的母親抱到這個叫“河田”的地方，一直到我讀初中一年級，才離開前往縣城。在某種意義上，我和西閩是真正的同鄉。我們操著同樣的方言，注視著同樣的鄉村風俗，他在本書中描述的所有鄉間景象，我都耳熟能詳。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後，我才得知有一個寫的同鄉，之前因為作為一位部隊作家的身份使他逸出了我的視野。也許由於同樣的原因，西閩的創作才華也許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他是那種被稱為“性情中人”的人，個性自由狂放敏感，體驗極端，他也許你會對西閩如此密集地處理死亡事件而感到不舒服，但我讀完後，突然感受到另一種真實：即使這些事實不是真實的，但他寫出了另一種真實，即死亡本身是真實的。少年黑子自從失去了父親之後（這像是一種失去庇護的隱喻），就開始目睹各種各樣離奇的死亡，而且這些死亡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卑微性。我要說，這是真實的，因為這種活著的卑微性是真實的。在曲柳村，所有的人都離開了他的本質，荒謬的生存和荒謬的死亡是一回事。他們隻是以死的方式來活著，這是多麼可怕的體驗。書中有一些細節會把我突然打動：如王其祥得了狂犬病臨死前要和黑子“交個朋友”的最簡單最真誠的願望；老獵頭的宿命；黑子養父在洪水中救人而死；啞巴大叔在大饑荒時為了拯救全村人嘗野菜而死……這些死亡具有了崇高性。使得一本死亡之書加入了生命的重要內容。啞巴和盲妻無法交流的描述也充滿了隱喻。但這仍是一本寫惡的書，死之書的另一種名稱就是“惡之書”，因為書中的人無法掙脫卑微而死的命運。這裡的惡被解釋為一種貧窮的宿命，所以，窮、惡、死在書中是一回事，它們有了因果關係。在少年黑子的視界中，他的鄉村記憶就是惡和死的記憶，當然也有愛和生命的印記，但相比之下，窮、惡和死的記憶更為深刻，連全書中唯一的一次動物的死亡——老牛的死——也是悲哀的。它的命運似乎是這個村子裡所有人的命運的寫照……螻蟻般存在。這就是黑子“無父”的宿命。西閩用近乎話本的風格來展開敘述，使得本書可讀性很強。這也是他的一貫風格。但有些過於快速的敘述，令本書失去了某些隱忍的耐人尋味的意味。這是一個好題材，如果寫得更仔細會更好，但是這不會影響這本書成為重要的作品。西閩近年多寫恐怖，也因此而取得成就。但我認為這部《死亡之書》卻表明了他的中的深切主題和體驗，是很值得期待的。用通俗的方式寫出大作品，有很多先例：如辛格的短篇集《卡夫卡的朋友》，因為他做到了最深切的主題和最通俗的俚語的高度統一，如果滑向馬爾克斯式的胡言亂語，則沒什麼價值。最通俗的表達和最奧秘的思想的結合，就是生命的本質，就像一棵樹長出了葉子一樣，不能隻有樹的生命，也不能隻有葉子，二者的割裂都是荒謬的。我相信西閩會從本書的立場上繼續寫作同類型作品。他有兩個選擇：或者在通俗構架中加入更深刻內容，或者在所謂純文學作品的模式中加入通俗要素。如果他征詢我這個同鄉的意見，我會說，這兩者是一回事。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的確還活著的話，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因為死人才把靈魂和肉體分開。